长安寺是北京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山八大处”中的第一处寺院,位于八大处公园大门以南约500米。2024年,北京市八大处公园管理处计划实施长安寺研究性修缮工程。前期勘察发现,长安寺的彩画在后世修缮过程中经过简化,不具备应有的彩画等级、纹饰特征、工艺做法,明显不能正确体现长安寺建筑的等级规制、功能用途,也不利于后期开放利用。 为此,笔者根据历史照片,以及八大处其他同等级寺庙彩画实例,有依据地对长安寺建筑外檐彩画进行了复原,目的是真实、全面地恢复长安寺古建筑群晚清时期的彩画风貌,从而更好地阐释文物价值,拓展活化利用前景。 一、长安寺概况 (一)历史沿革 长安寺至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前已建成,初名善应寺。明崇祯年间的史籍《帝京景物略》记载:“善应寺,殿佛不结趺,高几危坐,仪如中土,两庑塑罗汉五百,穿崖踏海,游戏极态。” 清代顺治、康熙、乾隆年间,长安寺经历几次重修。乾隆年间史籍《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寺内“天兵罗汉像今皆不存”,推测长安寺经清代重修后原有庑殿等两侧建筑内的塑像全部拆除。 至清末,朝廷对北京西山皇家寺院逐渐失去管控,出现了部分僧侣粉饰庙宇亭台,供游人游览或出租寺院偏房居住,形成寺院内主殿继续供奉佛像而其他配房偏屋出租的情况。进入民国后,随着交通的改善,选择留宿山中寺庙的情况日益增多。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驻香山,负责党政军系统通信保障的军委三局和通讯总台选址在八大处,总部曾设在长安寺内。 1952年,西山风景区管理所于11月25日正式接管了长安寺。此后,长安寺一度作为疗养之所。 长安寺曾于“文革”初遭到破坏。1978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拨款予以重修,对殿宇进行修缮,重新油饰、彩绘。 (二)现状情况 长安寺坐西朝东,四周有高大的毛石院墙围绕,东西长180余米,南北宽120余米。整个长安寺依山势建于三层台地之上,主要建筑位于二层台地,为两进四合院,中路由东向西依次为山门、三世佛殿、观音殿。观音殿前有两棵白皮铅松,相传为元代所植。二层台地西端,南、北两侧各有僧塔一座。三层台地沿寺院中轴线上原有一座三开间歇山式敞厅,现已无存。 经查,目前长安寺内各文物本体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形制或工艺做法改动,其中建筑彩画的改动较为典型。 (三)修缮记录 表1为查得的长安寺修缮记录。 表 1 长安寺修缮记录 二、现状彩画调查 长安寺现存彩画为苏式彩画中的“掐箍头”做法,为2010年大修重做。笔者对部分位置的油饰及彩画进行了探查,发现大木的地仗为一麻五灰做法,油饰部分为三道色油做法。 受外部环境、气候等因素影响,长安寺各建筑油饰均出现了表面腐蚀、龟裂,彩画纹饰褪色等现象。部分位置的彩画表层被覆盖一层青绿色粉浆,原有保护木构、美化木构的功能已受到影响。飞檐、老檐椽头,因所处位置更易受雨雪影响,彩画褪色严重,部分地仗有开裂现象,严重部位已经脱落。综合判断,长安寺现存彩画与历史原制及八大处其他寺庙彩画样式存在明显差异。 三、复原思路 (一)复原理论依据 关于长安寺彩画原制历史上并无详细记载,结合八大处同类寺庙建筑分析推断应为旋子彩画,且等级较高。此外,长安寺历史上还曾作为庙寓供游客租住,有历史照片显示,近代长安寺二进院彩画全部改为苏式彩画。而现存长安寺建筑彩画均为现代仿清代双侧连珠回纹掐箍头彩画,显然在后世修缮过程中经过简化,不能正确体现建筑的等级规制、功能用途。 2015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九条“不改变原状”中阐释部分明确:“历史上多次进行干预后保留至今的各种状态,应详细鉴别论证,确定各个部位和各个构件价值,以确定原状应包含的全部内容。”“可以恢复原状的对象有:坍塌、掩埋、污损、荒芜以前的状态;变形、错置、支撑以前的状态;有实物遗存足以证明原状的少量的缺失部分;虽无实物遗存,但经过科学考证和同期同类实物比较,可以确认原状的少量缺失的和改变过的构件;经鉴别论证,去除后代修缮中无保留价值的部分,恢复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状态;能够体现文物古迹价值的历史环境。” 据此,针对长安寺彩画形制及工艺做法原状恢复的问题,现状彩画形制等级与长安寺旧有或应有的彩画作法规制变动过大,应按历史原制进行修复。 (二)复原参考 1881—1882年,法国公使馆秘书赛玛耶伯爵(谢满禄)曾拍摄过长安寺的照片,其中多张照片记录了其好友德贞医生一家在长安寺内居住的场景,印证了近代长安寺曾用作庙寓的同时,也清晰记录了长安寺二进院苏式彩画的样式。 谢满禄拍摄德贞医生一家住在长安寺内 遗憾的是,笔者并未查得记录长安寺一进院风貌的历史照片,也未找到其他反映彩画原状的资料。因此,对于长安寺前院彩画的原制研究,需更多参考同时代、同类型、同地区的实物遗存。 通过对八大处其余七处寺庙调查后发现,诸寺中具有供奉、礼拜功能属性的院落,建筑彩画均为旋子彩画;而其余偏院、跨院、后院等居住、生活用途的院落中,建筑多为满堂油饰无彩画的作法。 此外,清代彩画的一些基本规制也可作为复原参考。以苏式彩画为例,构图横向分为三停,中间枋心占1/3,左右两边的箍头、找头各为一停各占1/3;竖向一般分为檩、垫、枋三件连起来的构图,主要特征为中间有一个半圆形的部分,体量较大,上面开敞,称“包袱”。另一种构图不将檩、垫、枋连起来,每件分别进行设计。 (三)复原思路 近代以前,长安寺中路主要殿座一直是供奉佛像之所。至清末,长安寺僧役为生计招待游客,并将庙内房屋分租游客居住。谢满禄照片中反映,后院建筑彩画均改为苏式彩画,前檐装修也都改为帘架风门、支摘窗形式,可见彼时长安寺后院全部建筑,包括大殿均已改作居住使用。 综上,大体可明确清末长安寺前院为供奉、礼拜区域,后院为居住区域。考虑到后院彩画有历史照片佐证,复原依据充分,拟按历史照片中样式恢复;前院缺乏直接复原依据,但功能属性明确,加之八大处诸寺规模等级相近,拟参考周边同等级寺庙彩画规制进行复原。 四、复原研究 (一)历史照片解读 谢满禄照片中长安寺后院主殿彩画样式为包袱式苏式彩画,回纹箍头,包袱的图案样式为烟云包袱,包袱内绘花卉山水。主殿明间、次间以及后院的游廊檐部同为苏式彩画山水,搭配和谐统一。 后院配殿彩画为枋心式苏式彩画,照片中枋心上的具体图案不清晰。隐约可见檩垫板上为三段式池子及黑叶子花样式,根据彩画的等级形制规定,搭配万字扯不断攒退活做法较为合理,颜色推断为红色。梁枋上箍头位置颜色较深,判断为绿色。根据彩画形制“上青下绿、上下互换、左右互换”原则,可推断出檩和垫板箍头颜色为青色。青色因原颜色较深,遂加胶较少,也会客观呈现出比绿色容易褪色的情况,从工艺上也印证了照片上檩和垫板的颜色偏浅应为青色的可能。中心枋心图案形似卷草,两侧包袱图案为花鸟山水。檩部为苏式包袱彩画,图案迎合主殿的山水而定。柁帮画落地梅,柁头应是寿山福海样式。飞檐椽头为栀花样式,檐椽头为蝠寿纹样式,结合其他部位彩画有贴金,椽头部位也应做贴金处理,遂为片金栀花和片金蝠寿纹样式。历史照片中的彩画做法及判断见表2。 表 2 对历史照片中彩画做法的判断及推断 另外,照片中反映的长安寺彩画线条特征,与现存的清代中晚期金线苏式彩画的历史照片高度一致。因此,判断长安寺后院苏式彩画使用了相同的高等级“满金线贴金”工艺。 谢满禄照片中后院南配殿外檐彩画 (二)相近实例分析 八大处其余七处庙宇的供奉、礼拜区域遗存历史彩画,仅大悲寺中路的山门殿和观音殿外檐彩画为金龙和玺彩画及金线旋子彩画,这与长安寺后院居住区历史彩画为金线苏绘彩画等级制度相匹配,可作为相近实例分析研究。大悲寺各佛殿建筑类型及彩画做法见表3。 表 3 大悲寺各佛殿建筑类型及彩画做法 大悲寺坐落于八大处半山腰平台之上,坐北朝南,三进院落,中路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等主要建筑,院落格局及建筑形制均与长安寺相似。 大悲寺内各佛殿,除山门殿外檐用高级别的金龙和玺彩画,观音殿外檐用级别较高的金线大点金彩画外,其余多用龙锦枋心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 (三)长安寺彩画复原 结合实物分析,我们认为长安寺前院建筑彩画应以旋子彩画为宜。长安寺山门殿及三世佛殿的彩画,拟参考大悲寺大雄宝殿及观音殿,山门殿外檐绘龙锦枋心墨线大点金素箍头旋子彩画。三世佛殿外檐绘龙锦枋心金线大点金素箍头旋子彩画,同样遵循“上青下绿、上下互换、左右互换”的原则,搭配绿地黑叶子花、紫地西番莲卷草样式,内檐等级略低,做龙锦枋心墨线大点金素箍头旋子彩画。其余配殿彩画再降一级,用墨线小点金夔龙、黑叶子花素箍头彩画。庑房最低,做雅伍墨夔龙、黑叶子花素箍头彩画。 长安寺后院彩画按历史照片及清中期彩画形制、等级规制复原,做金线包袱式苏式彩画。观音殿主殿及耳房满做金线包袱式苏式彩画,绘片金回纹箍头、片金卡子,找头青地画双聚锦、绿地画黑叶子花,烟云包袱边子退五道云,烟云青黑紫调换,内绘花卉山水。垫板明间红地画博古,次间红地画葫芦,柁头寿山福海,柁帮绘落地梅。飞檐椽头画片金栀花样式彩画,老檐椽头画金边蝠寿纹字样式彩画。柱头绘片金回纹箍头,樟丹地切活。配殿、庑房彩画绘金线枋心式苏式彩画,金线回纹箍头,色卡子,明次间上檩下枋互换,青地画双聚锦,绿地画黑叶子花。上枋心绘山水、花鸟,下枋心紫地画宝相大叶卷草,明次间互换,攒退活做法。垫枋板绘三段式池子,红地画博古,绿地画黑叶子花,池子中间加红色万字扯不断攒退活做法。飞檐椽头绘片金栀花纹。老檐椽头绘金线金井玉栏杆。 大悲寺山门殿 大悲寺观音殿外檐彩画 大悲寺观音殿内檐彩画 五、结语 通过对历史照片中彩画信息的细致解读与辨识,得以捕捉到长安寺彩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样式及关键纹样特征等重要线索。同时,对八大处乃至更广泛区域内的明清官式建筑彩画,特别是同时期、同类型寺庙建筑的彩画实例的深入调研与分析,为复原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形制依据、纹样参照与色彩谱系支撑。这种“内证”(历史照片)与“外证”(周边实例)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有效地弥补了长安寺彩画因岁月侵蚀和后世干预所造成的信息缺失,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复原方案的可信度与合理性。 诚然,建筑彩画的复原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推理性,尤其是对于细节的完全还原。本研究力求在现有证据链支撑下,做出最合理的判断。未来,随着新史料的发现,以及对明清官式彩画制度与工艺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本研究仍有持续完善与精进的空间。 原文见《建筑》2025年第7期
